若疑关系人权之事项非宪法中所能包举无遗，则请就重者、大者、世所共见者先规定之。

在家庭生产生活基础上产生相应的法律体系，要保障家庭作为物质和人口再生产单位的巩固和延续，其家庭性表现得格外突出。重刑，连其罪，则民不敢试。

家户是生产、生活的基本单元，也是基本的政治责任单元，并形成命运共同体，所谓一损俱损，一荣俱荣。邓小平特别举例说明了家庭养老的社会功能：都搞集体性质的福利会带来社会问题，比如养老问题，可以让家庭消化。其四，以户籍制度巩固和维护家户制度。在现代社会，个人成为利益和权利主体。其三，强化家户成员的相互连带责任。

其中的重要功能便是维护和巩固家户制，由此体现出传统中国法律的家户制特征。家长独揽大权，其他成员依附和服从于家长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魏晋时代，民本思想有一个现实性、整体性的背景，那就是曹操所说的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。

分而述之，一方面，圣人的自由既是一种应然：圣人应当是自由的。而世不知知之自知，因欲为知以知之。譬如，《大宗师》篇中有彼游方之外者也，而丘游方之内者也一语，郭象注称：夫理有至极，外内相冥，未有极游外之致而不冥于内者也，未有能冥于内而不游于外者也。（二）圣治的自由取向与西方的自由观念 前文提到，已有学者把郭象的自由观与康德的自由观进行比较，两者之间的可比性表明，郭象在圣治命题中所表达的自由取向，可以通过西方的自由观念来理解。

冢宰不为百官之所执，则百官静而御事矣。另一方面，从郭象的自我期许来看，只有经国体致才是他自觉的思想初心与学术使命。

本末相兼，本末俱畅，其实就是内圣与外王的贯通。有心而使天下从己者，曲法。四、郭象与魏晋法理学的终结 如果要对中国思想史进行分段考察，魏晋玄学通常都是作为相对独立的思想段落来处理，它前承两汉经学，后启隋唐佛学，作为一个重要的思想单元，它经历了八王之乱、五胡乱华、南北朝分裂，酿成社会秩序的大解体，旧礼教的总崩溃、思想和信仰的自由、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，使我们联想到十六世纪的‘文艺复兴。在不治与治之之间，治之是目标、是结果，不治是手段、是方式。

故修己者仅可以内敬其身，外安同己之人耳。在郭象看来，要实现对国家及天下的有效治理，要建构理想的文明秩序，要实现由乱到治的转变，必须依赖圣人。如果我们把当代中国法理学的核心命题概括为依法治国，根据同样的理路，郭象法理学的核心命题就可以概括为圣人治国或圣王治国。他说：其实‘或者的观点正是庄周的原意。

故圣人常游外以冥内，无心以顺有。故世之所谓知者，岂欲知而知哉？所谓见者，岂为见而见哉？若夫知见可以欲为而得者，则欲贤可以得贤，为圣可以得圣乎？固不可矣。

说到底，这还是在讲民心乃圣治之本。圣人应当动静无心，以恬惔之德实现对天下的治理。

对于这样的机理，《尚书·尧典》开篇就有叙述：曰若稽古，帝尧曰放勋，钦明文思安安，允恭克让。天地以万物为体，而万物必以自然为正。在郭象的《庄子注》全书中，尧是最具典型意义的圣人，正如牟宗三所言：在郭象的《庄注》中，谁代表迹冥圆融呢？就是尧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内圣外王也可以解释为本末相兼。在当代的法治命题中，法律是实现国家治理的依据。郭象固然不知道现代的自由个性概念。

只有关于《秋水》《至乐》《马蹄》三篇的注文，可以归属于郭象的创造。一个有心之人，既不可能成为圣人，亦不可能成就圣治。

故见目而求离朱之明，见耳而责师旷之聪，故心神奔驰于内，耳目竭丧于外，处身不适而与物不冥矣。圣人之道就是圣治之道，圣治之道的核心要义就在于回应、尊重百姓之心。

不见见之自见，因欲为见以见之。由此看来，无心作为圣治的精神要素表明，圣治中的圣人并不需要劳神苦思，治的目标就可以实现。

郭象及其思想几乎就是一个分光镜，可以折射出古今中外多种思想的曲折幽深之处。这里的独化概念，在郭象思想体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。世以乱，故求我，我无心也。还有《秋水》篇中的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一段，郭象注称：夫物之所生而安者，趣各有极。

圣君之治就是圣王之治，这就是内圣外王之道。只有君主无为，才可能为冢宰百官树立榜样，天下所有人的自由才可能得到维护。

不冥矣而能合乎人间之变、应乎当世之节者，未之有也。他们对庄子学说并不甚满意，乃因政治学说如此之故。

故皇王之迹，与世俱迁，而圣人之道未始不全也。其世界意义的由来，在于郭象的圣治命题具有明显的自由取向，可以在西方近现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及其法理学中来理解。

前文提到，只有无心才能成为圣人，同样，无心也是圣人治国的精神状态或心理状态。圣人的自由可以用孔子的名言来描述：从心所欲，不踰矩。所谓自成，就是治之的目标得到了实现。这就正如余敦康在论及郭象及其思想时所言：照郭象看来，人皆有性，人人都在追求适合于自己特殊本分的逍遥，这种逍遥并非只是一种心理满足或精神境界，更重要的是物质生活的满足。

《列御寇》篇中有今宋国之深，非直九重之渊也一语，郭象注称：夫取富贵，必顺乎民望也，若挟奇说，乘天衢，以婴人主之心者，明君之所不受也。只有圣人无为与不治，才可能把自由的空间更多地留给天下人，同时也才能实现治之的效果。

当然，两者之间也有很多的差异，譬如，西方的自由观念偏重于个体本位，郭象的自由观念偏重于群体和谐，郭象看重的由乱到治，就是走向群体或共同体的和谐。《淮南子·原道训》举了一个为政以德的例子：禹知天下之叛也，乃坏城平池，散财物，焚甲兵，施之以德，海外宾服，四夷纳职。

这里的圣人，虽然是指孔子而不是指君主，但孔子毕竟享有素王之尊，虽无天子之位，却有天子之德。秀子幼，其义零落，然颇有别本迁流。